包括公地悲剧在内，既有经济学所谈论的种种市场失灵，实际上都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因为根本就不符合自由市场的模式，自由交易不是在限定系统，缺乏总量规划，缺乏价值认定。拿公地悲剧来说，牧民为自我利益计多养羊，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根本动力，何错之有？错在缺乏总量规划和价值认定，不构成自由市场，而只是无序竞争。

　　许小年和张维迎都明确并高调反对规划，这是拿自己的左手反对右手。张维迎深刻地谈到，自由竞争不可能独立于所有制，市场经济与国有制不相容。实质上就是说，自由是规划和约束之下的自由。产权清晰是对应于规划和约束的，一体两面。没有产权清晰，没有规划和约束，就没有自由，自由与约束对立统一，市场与规划对立统一。什么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有规划的自由经济！

　　--题记

　　中国房地产被认为严重的市场自由不足而政府干涉有余，除土地供应被政府一手垄断之外，政府还介入房地产生产即建设保障房，更严重的是，政府也介入房地产分配，这就是目下饱受争议的限购限贷。

　　一般认为，建设保障房是政府应尽的义务，是对市场的正确补充和匹配，所谓“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限购限贷是政府冲动的干预甚至破坏，任志强明确指责这是“最不道德的”，许小年甚至明确指出这是“违法行为”。决策者也认定建设保障房是政府应尽的义务，2011年10月，在回答全国人大的有关质询时，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明确回应：住房限购是个“不得已而为”的“行政办法”。

　　但逻辑是无情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机理清晰显示：建设保障房是政府对市场的严重破坏，属非市场作为，充其量作为临时举措；限购限贷是政府对市场的正确保护，属地道的市场行为，不是不得已而为，而是为得太晚，要坚持到底，尽可能深化和细化。

　　市场是一种什么机制，尽管“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已是口头禅，但市场究竟如何配置资源并能够最优化的，几乎没有人真正细想过，一窝蜂躺到老祖宗“看不见的手”上睡大觉。

　　规划颠扑不破

　　规划被认为属于市场的对立面，许小年就不无义愤地表示：“所有的规划全都是鬼话！”先看一最简单的例子：一群牧民在一块草场放牧，因为免费，每个牧民都希望放养尽可能多的羊，结果导致羊的数量无节制增长，草场严重超载，质量大幅下降，以至最后成不毛之地，羊一只只饿死，牧民一个个破产。这就是“公地悲剧”，不正因为没有规划之“鬼话”吗？

　　规划是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一个人不能够“脚踩西瓜皮”，一个组织更不能够“滑到哪里算哪里”。规划——明明白白的大好事，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却被西方经济学主流所否定。原因之一可能是“规划不如变化”。任何人应该都有过规划不如变化的经验，规划九点之前到公司，但出乎意料的是，中途车子抛锚了，结果十点半还没到。当然可以把自己的车子提前检修好，保证万无一失，但别人的车子路中抛锚了，结果十一点还到不了公司。

　　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否定计划体制，原因就可以简要归结为规划不如变化，信息永远不完全。早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斯密就强调了这一点，哈耶克后来作出更明确的重申，核心就是：熙熙攘攘，你来我往，个体在市场上是分散的、多样的、易变的，这就决定没有哪一个头脑或哪一个机构能真正随时了解全部的个体信息，从而也就决定规划的不可能。

　　但规划不如变化并不足以构成对规划的全盘否定，就像战场上一样，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要作规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才需要规划。退一万步讲，即便以规划不如变化而否定规划，也不足以倒向被视为规划的对立面——市场。道理很简单，既然连规划都不成，不规划还成？

　　市场为规划选主

　　规划不如变化的信息有限论，不足以置规划于死地，充其量只是打倒规划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对计划体制构成冲击的问题是：谁来规划？显而易见，所谓规划，必须有一个主，由这个主来作出规划，人人都作规划，就无所谓规划了——可谁来作主呢？

　　“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茅于轼曾提出质疑：按韩愈的想法，一旦有了伯乐，千里马就能够被发现，不会“骈死于槽枥之间”。可问题在于：千里马难找，伯乐就容易找吗？哪匹马是千里马，只有伯乐才知道，可谁是伯乐呢？只要有两个人说自己是伯乐，而所相中的千里马又不同，问题又闹了：谁是真伯乐？

　　这正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李四也声称自己是伯乐，两伯乐同时相马，张三的成功率高达九成，李四的成功率仅有二成。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应该由他来对相马之事进行规划。这就是市场的选择，不迷信任何的人为权威，市场通过试错而对人作出选择。

　　即是说，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不规划与规划的统一，说不规划，是市场并不预先安排某一个人，没有先验人选；说规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由他规划去。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核心在人。以看不看得见论，这个人是“看得见”的，但发现这个人的过程可说“看不见”，神秘主义被清除了！

　　科斯的明白与不明白

　　西方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却把市场机制付托于看不见的手，的确可说是西方智慧的奇耻大辱。但一代接一代的西方学人并非毫无洞见，事实上，市场机制是规划与不规划的统一，已由一位西方学人发现，他就是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罗纳德·科斯。如果说哈耶克对规划的否证作出过有力贡献，那科斯就在真正发现市场上作出了有力贡献。

　　且回到科斯从熟悉中看到陌生的原始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一个完美的自动装置，能够在市场上无摩擦地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为什么现实世界中还存在企业这样一些不属于市场个体的经济组织呢？正好比问：既然电脑里面的一切东西市场上都有，为什么还会出现原装机这个东西呢？

　　科斯的回答是因为交易有费用。举例讲，在这里买硬盘，讨一番价；在那里买主板，还一番价，尽管DIY，价格可能也实惠，但讨价还价也是有成本的，它需要时间和精力，甚至还需要磨嘴皮的耐性和功夫，总体一算，还不如一次性购买原装机，要是市场上有原装机，多美啊——“我”何不专门为市场提供原装机呢？于是市场上就有了电脑原装企业，它能够依靠节省顾客的交易费用而赢得部分利润。

　　交易费用的确是一个正确答案，但如果看不到背后的人，正可谓与真理失之交臂。交易费用是谁计算出来的？正是背后的“我”！科斯实质上是发现了“我”——作规划的主子，俗称“企业家”。科斯之所以看到了交易费用，而没有抓住背后的“我”，原因在于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见物不见人、论物不论人，没有真正从“我”、从人性自利出发来观察和思考。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这一些作规划的主子的算计——实质就是规划——而实现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它是完全“看得见”的，没有这一些作规划的主子的算计，就不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像没有“我”对交易费用的算计，就不会有“我”操办电脑原装企业，也就不会有广大顾客购买电脑的方便实惠。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写道：“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这个鸿沟出现在这样两个假设之间：一个假设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但说到底，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并没有另外的什么超脱于人的价格机制，价格机制也服从于“我”的算计。张维迎提出“市场=价格+企业家”，重复了科斯的错误，没有看清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

　　在论市场机制时，哈耶克提出“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并经常把市场比作“有机体”——这是一大批西方学者共同的譬喻。殊不知，真正的有机体是且只是“我”，市场之所以看起来像有机体，原因是在于市场乃人的集合，通过反馈或者说试错——具体表现为优胜劣汰——形成人的联网计算。正是通过联网计算，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总体上要优于单独某个人甚至某个政府的规划。市场与规划本质是一回事，只是市场的计算能力更强大而已。从这一点来讲，市场有点像一架超级计算机。

　　可以拍卖竞价模型简单说明：有个宝要卖出，实质就是希望得到更优化的配置，拿到拍卖行竞价，起价二百。现场甲、乙、丙三个买家，甲经过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报价二百五。这迅速反馈到乙和丙，他们会立即启动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如果计算出的价低于二百五，甲就成交。如果乙计算出的价是三百五，可能先报个三百。又迅速反馈到甲和丙，新一轮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开始……

　　“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

　　市场的本质在选人计算，那还有政府能够配置而市场不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呢？凡需要人来配置资源的地方，都是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因为市场原不过是选人机制。如果确实存在不需要考虑效率的领域，市场则可以退避三舍，除此以外，市场都应该当仁不让。

　　这正是“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的荒谬，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最优机制，在住房问题上，为什么就只能为一部分富人配置资源而要留出非市场解决的余额呢？更要命的逻辑还在于，政府建设保障房不也是配置资源吗？不也得由人来配置吗？而市场不就是找到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人吗？从计算的角度讲，市场与政府并没有绝对界线，只是市场的选人的范围更大，因而计算总体上应该比政府更高效。

　　但这同时也划出了市场的边界，因为不管是谁，只要是“我”，计算都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极其有限——因为“我”的时间和精力极其有限——唯有在限定系统内，“我”才可能作出科学的计算，资源才可能得到优化的配置。如果系统无限开放，仅信息不对称就足以让人的计算失灵。事实上，系统无限开放，也选不出真正会作规划的主子——“我”。

　　包括公地悲剧在内，既有经济学所谈论的种种市场失灵，实际上都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因为根本就不符合自由市场的模式，自由交易不是在限定系统，缺乏总量规划，缺乏价值认定。拿公地悲剧来说，牧民为自我利益计多养羊，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根本动力，何错之有？错在缺乏总量规划和价值认定，不构成自由市场，而只是无序竞争。

　　产权清晰与规划和约束一体两面

　　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个脱离限定系统的典型，缺乏总量规划，陷入无序竞争，乃至如今严重脱离客户需求和购买力的基本面。当务之急是政府为房市伸出“看得见”的限定系统的手，把一“限”字的文章做好，限期开发，限期销售，限面积，限投机购房，限对象，限用途，限空置——把限定系统的工作做深刻，做细致，做全面，做到底！一旦政府真正做好限定系统的工作，就可以放任市场运转，优化配置资源。

　　长期以来，由于对市场机制认识不清，市场被当作一种超人的东西，无条件套用。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市场理解为自由放任，无限开放系统，一切的不自由或限定都被当作规划而予以清零。像许小年一样，张维迎当然也反对规划，殊不知，这是拿自己的左手反对右手。张维迎深刻地谈到，自由竞争不可能独立于所有制，市场经济与国有制不相容。这实质上也就说，自由是规划和约束之下的自由，因为产权清晰正是对应于规划和约束的，一体两面。所谓公地悲剧，也可说不是缺乏总量规划，而就是因为产权不清，不是哪一位牧民的土地。

　　没有产权清晰，没有规划和约束，就没有自由，自由与约束对立统一，市场与规划对立统一。什么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有规划的自由经济——“看不见的手”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