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去了日本的中国文物，后来都怎么样了？

2019-01-16 23:48:29

导读：

从今天(1月16日)至2月24日，“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别展览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台北故宫博物馆为此次展览出借了四件典藏文物，除了有“天下第二行书”之称的颜真卿《祭侄文稿》，还包括怀素的《千金帖》《自述帖》及褚遂良摹本《兰亭序》，均为拥有千年历史的稀世珍品。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考虑到书画作品的脆弱性，台北故宫从1984年起陆续选出70件名作列为限展品(包括《祭侄文稿》和《自述帖》)，规定每次只能展出42天，展后需休息三年以上。也就是说，这两件文物在台北都难得一见，更别提大陆城市了。此次出借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巨大争议。

国人素来支持中外正常的文化交流，甚至乐于见到各国博物馆共同办展以飨民众，当前大部分反对的声音集中在几个方面：此次出借能否保证文物完好，台湾此举是否有政治因素作祟，以及对“中国的珍贵文物不能回大陆，却能去日本展出”的怨愤。

在追问台北故宫海外出借程序是否合规合理的过程中，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国国宝流浪在日本的故事。毕竟于中国而言，一部文物外流史，同样也是一部社会动荡史。

本刊记者 陈光 毛晨钰/文

身穿绿色半袖上衣的长发女士站在高台上，她身体微微后倾，伸出右手，指向刚刚报价的竞拍者，嘴里说出一个惊人的数字：“4亿1千万”。随后，她抬起左手，停在胸前位置，握着一把小锤。她面带微笑，询问现场的竞拍者是否还有人出价。

“最后一次机会!4.1亿港币!”她用英语询问着，左手的锤子开始上升，高高举过头顶。又顿住了。她并没有急落下，身体缓缓转动，目光扫过全场，还在等着新的价格出现。台下，人们纷纷举着手机拍摄，所有人的心都被牵了起来。

早在拍卖之前，官方就预测过，这“可能是史上最高价的中国书画”。

这是在2018年11月26日晚上7点举行的香港佳士得“不凡——宋代美学一千年”专场拍卖现场。拍卖的领衔作品是一幅泛黄画卷，编号8008——来自宋代文人苏轼的水墨画《枯木怪石图》(以下简称《木石图》)。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文人之一，苏轼画作存世极少，公认不超过三件的传世作品，《木石图》是其中一件。另外两幅是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和台北故宫的《雨竹》。《木石图》被认为是苏轼唯一一件可流通在市场中的国宝级藏品。

拍卖行为此专门设计了金色竞投牌。拥有“入场券”的收藏家才有资格出价竞标这幅画。要想成为“金色买家”，首先需要交纳1.6亿港币保证金，此外在其他可交易户头里至少要有2.4亿港币。

佳士得拍卖亚洲区总裁魏蔚亦表示，“仅仅是高达1.6亿港币的保证金就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苏轼《木石图》的策划、营销以及实际登记竞拍流拍(过程)，几乎享有和佳士得拍卖达·芬奇《救世主》同等待遇”。

更令外界关注的是，这件中国文化史上“国宝级”的画作，早已流落日本，销声匿迹很久。中国专家曾登门求见传说中的藏家，想要买回这幅画，结果遭到拒绝。

对这次拍卖，人们同样关切的是，这幅“国宝”，能够流回中国吗?

很难再找到第二件这样的作品

佳士得拍卖现场一片安静，没有人再报价了。举着小锤子的绿衣女士又确认了一遍，她手里的锤子往下挥了一下，又随即抬起。

没人报价。

“Sold!(成交)”她用英文说道，随即，锤子落下，敲碎了整场寂静。台下响起掌声和快门声。

落锤那一秒，成就了一笔历年来中国古代书画市场上第二高价的拍卖，成交价4.636亿港币(含佣金)，约合人民币4.112亿元——仅次于2010年北京保利春拍成交的北宋诗人黄庭坚的《砥柱铭》，成交价4.36亿人民币。

《木石图》是非常简单，又非常奇怪的一幅画。

寥寥数笔，一株树干扭曲的枯树，树干原是向右边斜着生长，到了顶端，忽然向左扭转。枝杈如鹿角，光秃秃刺向半空。树下有几棵枯草，旁边，是犹如巨大蜗牛一般的怪石，石缝中探出两丛竹叶。

“据说是苏东坡任徐州知州时画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祝勇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写道，“透过藏印和题跋，徐邦达先生梳理了这幅图卷的流传脉络——它最初是苏东坡赠给一位姓冯的道士的;这位姓冯的道士给刘良佐看过，而刘良佐的真实身份，同样也湮没在历史中，只有他在接纸上写的那首诗，清晰地留到今天;再后来，米芾看到了这幅画，用尖笔在后面又写了一首诗，是米芾真迹无疑。”

米芾是北宋书法大家，与苏轼相知相交互为知己。他曾评价苏轼的画作，好作枯木怪石，“子瞻(苏轼字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苏米合璧’，相信在历史上应该很难再找到第二件这样的作品”。佳士得中国书画部国际资深专家游世勋谈及这幅画时说道，“我们在读中国美术史的过程中，苏轼《木石图》是必须要介绍到的”。

画的作者苏轼，一生颠沛，最终客死他乡。这幅画作，同样是历经磨难，流浪各地。画作之上，有印章40余枚，涵盖南宋、元代、明代等人鉴藏印，记录了其在中国不断被转手的经历。

北洋时期，这幅画与另一幅苏轼作品的《潇湘竹石图》共藏于北平古玩店“风雨楼”。后来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把两幅画都买了下来。白坚夫早年留学日本，还娶了个日本太太。这段经历也被认为是他将《木石图》卖往日本的契机。

1937年，收藏家张葱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乃入白坚(夫)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后来又有收藏家龚心钊曾在同一年去往日本，看到了《木石图》的照片，还带回了国内。

被阿部家族收藏后，《木石图》就经历了长达七八十年的静默。

东西早没了

2018年10月16日，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推出了一个特展，名为“阿部房次郎与中国书画”。这是为了纪念阿部房次郎150周年诞辰而设，展出作品共计160件。

这个阿部房次郎，就是《木石图》流落日本之后的收藏者。

他去世前，曾嘱托家人把自己的藏品归之于社会。于是，1943年，其长子阿部孝次郎将160余件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而这些藏品，也成为大阪市立美术馆的核心艺术品。但阿部后代转交的这批藏品中，并不包括《木石图》。

阿部房次郎1868年出生于日本滋贺县一个武士门第。这一年，也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一纸改元诏书宣告了江户时代终了，明治时代开启，随后，日本对外开放，并由此走向崛起之路。

很有经商头脑的阿部借着一战的东风，在欧洲承包军需布匹，一跃成为大资本家。在各国出差期间，他接触到了中国绘画，从此开始关注中国艺术品。终其一生，阿部房次郎收藏了160多件中国书画。

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曾把他同美国顾洛阜、王季迁收藏并称为“海外私人中国书画收藏三鼎甲，并能弥补故宫藏品缺憾”。

“日本保存文物的想法是伴随着明治维新而很快产生的念头”，旅日作家苏枕书说，当时很多学者富商坚信“保护一个国家的国宝文物，不仅是保护重要文化财产，也是保护重要精神财产”的念头，再加上经济发展，所以各大财团都热衷于收藏文物。而且，不只收藏日本文物。

日本历来就以收藏中国文物为风尚，幕府时期，统治阶级就流行收藏来自中国的茶盏、书画。明治维新时，封爵的门槛之一就是所有伯爵家里必须要有两千件以上的中国艺术品。

“近代中国文物流入日本始于19世纪后期”，艺术评论人周文翰曾写道。

而这段时间，也正值中国社会动荡的时期，随着鸦片战争爆发，整个中国风雨如晦。瞅准时机的日本商贾船只频繁往来中国，回国时都会捎上些中国文物。

1862年，一艘名叫“千岁丸”的日本商船从上海出发返回日本，随行人员在日记中写，自己从上海古玩市场淘了好些元明清的书画作品带回日本。这在当时相当普遍。为了躲避战乱，涌入上海的难民不得不靠变卖家藏糊口。

八国联军侵华更是撕开了一道中国文物流失的口子。

打着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幌子的各国联军调兵入京，堂而皇之在中国攫取利益。一份名为《北清观战记》的日本资料记述了当时的情形：“陈列之古董、旧衣之类，系各国士兵瓜分之物。清国商人买入后，因未能开店，便各自搬来，陈列街头，平时不易得之物，今以廉即可购得。故买主看客纷纷云集，数以几千计，自北新桥至东四牌楼的二里长街人头攒动，几无立锥之地。”

当时的日军索性将司令部设在了北京北海静心斋，把里面的文物占为己有，万佛楼里的1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满载文物起航归国的船只挤满了北京至天津的白河。

军方费尽心思挖宝，民间交易也异常活跃，最先出手的就是王公贵族。面对摇摇欲坠的清廷，深知好日无多的八旗子弟拿出宝贝换钱花。

嗅到钱味的日本商人适时入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山中商会和茧山龙泉堂。

1901年，大阪古董业大鳄山中商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当时的掌门人山中定次郎每年都会来两次北京。逗留期间的主要工作是将各处搜罗的文物分销给欧美、日本各分店。藏品摆满六尺长桌，每日采买人员多达200人。

山中定次郎的成名之战是1912年买下恭亲王府大量藏品。那年，小恭亲王溥伟为了筹措军饷，向山中定次郎出售文物。山中商会以34万大洋买入约2000件文物。除了运往英美两国拍卖或零售，余下的都带回日本销售或藏于本家。

几乎可以说，中国一部文物外流史，同样也是一部社会动荡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更是猖狂。据官方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抢劫图书和手稿300万册、文物360万件，另1870箱。

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不少文物，通过盗墓、走私的渠道流出，很多文物也流向了日本市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一股破坏古代文物、艺术品的风潮，大量藏品流失。

更令中国损失严重的是持续不断的盗墓和文物走私。80年代，在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份流行一句顺口溜：“要想富，挖古墓，一夜能成万元户”。

直到今天，文物走私仍在继续。2018年7月，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宣布开展为期6个月的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截止11月30日，侦破案件851起，打掉犯罪团伙17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76名，追缴文物6877件(套)。

阿部房次郎生前，就趁着20世纪初期那股文物流失风潮，收集了大量中国藏品，其中包括(传)王维《伏生授经图卷》、苏轼《行书李白仙诗》、《木石图》、赵孟頫的《墨竹图》等书画名迹。